（何東洪／思想雜誌第十一期）
本來以為自己「貼近」這場「野草莓學運」，因此大膽地答應了《思想》的邀約，可
以為這場靜坐寫下具有「反思高度」的觀察紀錄。殊不知，答應後，廣場的學生雖然人數逐漸降低，還是持續了一個多月的行動，並且到了2009年元旦，最後一批學生轉進了月租喚起的糾葛，部分則因於並不十分明瞭相異的學生在這場靜坐之中的體驗，以及他們對於「運動」的想像與欲望到底為何，深怕一個不小心，又落入「世代指導的暴力」指控。
但既然學生們自稱這場靜坐為學運／青年自我改造運動，不是學期中的「豪華假期」，也不是救國團的團康或是飢餓三十的體驗營，而是一場朝向貼身面對國家／國家機器暴力的集體行動；同時，不同社運、政治團體過去二十多年抵抗國家機器的獻身的積累，以及ＮＧＯ團體的相挺、民眾熱情提供物資與捐款才造就這場「運動」，那麼學生們就不能不扛下社會責任與各界的批判。作為「野教授」的一員，我也自知必須面對相同的責任與批判。
我不打算從理論高度以社會運動、學生運動的規範性範疇來談這場「運動」（這點，過去一個多月裡已有不少學院教師觸及），也不打算從它的發生與進展歷程回溯（這得由身為主體的學生們自己書寫，雖然勢必會因地域脈絡與進程的差異，產生立場與視角的爭辯與鬥爭）；我打算用自己這些日子以來，身心被台北中正廟的場景所魅惑（haunted），作為教師與輔大學生交往的經驗，作為「野教授」成員，以及和過去參與學生運動、現在仍在社會運動圈裡獻身的朋友之間的交談等多重交織、反覆思索的背景，來書寫這篇心得。
二
2008年11月 5日當天，我接到李明璁電話，他匆忙中簡明地說學生因陳雲林訪台所激起的圍城衝突、上揚唱片事件，想要對國民黨來個抗議行動，希望晚上可以到台大大家談一談。當天晚上，在范雲的辦公室，除了李明璁和我、還有張鐵志、Michael（林世煜），以及幾位台大濁水溪社學生。短暫的討論後，我因有事先行離開。當時的商策，我沒有太多介入，只提及行動的目的與方式。倒是 Michael語重心長說道，這將是一場長期的戰鬥，學生必須做好心理與組織的準備，法西斯的復活顯然將鋪天蓋地而來。范雲當時忙著在另一個辦公室開婦女新知的會議，對於大家的討論，所言不多。當晚由李明璁起草的1106行動聲明，在台大 BBS上透過交叉傳閱、號召，讓第二、三天在行政院前靜坐的學生高達四、五百人，也發動了幾十個大學老師。幾天後我才知道，三點訴求中的「要求立法院立即修改限縮人民權利的《集會遊行法》」，是范雲最後加進去的。
一場「運動」的發起動機與它的歷經之間經常會產生意想不到、或是質上的變化。有人說，這是一場由 BBS空間發起的「快閃」行動所轉化成的學運，參與者一開始大多是台大老師的「迷們」，直到11月 7日轉進中正廟後（我聽到學生們稱它為「自由廣場」，中正廟是野百合世代的稱呼！）、因網路與媒體的報導，號召了「草莓世代」的各校大學生。
從草苺世代的去污名到「野草莓」的正名與「野給你看」行動，是否稱得上是一場運動，或者說它開闢出青年自省運動，不能單就特定媒體的報導（尤其是自由時報持續一個多月的關注），或是網路上來來回回的「嘴炮」，或是行動者「官方」文宣的宣稱來看。
更重要的，它必須從訴求、動員、組織三者交互關係過程中被檢驗。
三
12月14日與20日由《嗷》網路雜誌舉辦的兩場野草苺運動座談中，邱毓斌扼要地說明上述三者對於運動的重要性：參與者首先必須在思想上有所準備；議題的設定與拓展必須與「在地」連結；做組織的工作。若我們用大腦、肉體與骨骼經脈三者比喻來說明，野草莓運動是由「先天不足、就地練功」造就而成的結果，它同時體現了特殊的開拓性與困境。
「綠色魔咒」，一直困擾著這場靜坐。11月 6日，我人在嘉義，接到民進黨立委的助理朋友來電，對於學生把綠營群眾隔離、要求他們取下各自訴求的旗幟、布條後方能加入而大感不滿！這是學生第一次與綠營區隔。我能理解這位朋友的不滿。過去二十多年來，台灣的學生運動不是走在社會議題的前端，而大都是被社會與政治議題的衝撞而拉出的。這次靜坐，是因「圍陳」事件而起，當然起於綠營的發動，因此「學生、老師憑什麼可以隔離群眾，或綠營人士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除非學生們可以拾起這個議題，比綠營走得更前面，讓群眾、社會團體得以辨識與加入，否則一個因政黨主導的政治議題的「啦啦隊」，何以能自稱為具有主體意識的團體呢？
11月10日由「野教授們」發起學界聲援學生連署的廣場記者會、11月11日台社發表〈廢除集遊惡法連署聲明〉、12日由火大聯盟發起「社運要求廢除集遊惡法」抗議行動與當日中午三鶯部落到達廣場，這三個動作，在看似「社會力」較勁中，卻也「迫使」學生必須面對第三點訴求的具體內容與運動意義的詮釋。從之後的發展看，要求馬英九總統、劉兆玄院長公開道歉、警政署長王卓鈞、國安局長蔡朝明下台，顯然不是屁股坐在中正廟號召就可以達成；而一開始即被定調的「修法」訴求，勢必排除「廢法」的力量。但若說走「修法」路線即是跟從綠營尾巴，也不公允。學生在「集盟」（集遊惡法修法聯盟）的協助下，在廣場的論壇與修法行動中，面對了近20年來在藍綠陣營各自政治利益計算裡，對集會遊行自由與公民權利有著相同的箝制的事實，因而有機會認識到國家機器的暴力與被壓制的弱勢聲音之間，存在的多樣矛盾，而這不是國家認同的政治選擇可以一併解決的。
「思想上的準備」必須被武裝，但學生組織既有的分工與合作模式作得到嗎？
11月 7日，我正和一群老師在嘉義開會時，從網路傳來學生討論撤離行政院後轉進的直播，螢幕上則正進行該轉進台大校門口還是中正廟的討論，最後決議到中正廟。接著是，到中正廟要不要申請「集遊法」的討論，我頓時對著螢幕脫口而出：「幹！就是出來抗議集遊法，還要討論申請，有沒有搞錯呀！」
從這一刻起，到12月底的最後一批一、二十人駐留中正廟為止，學生們所有大小決議幾乎都採取「直接民主」（大家戲稱的「班會」）的方式，這實為創舉，但也拖垮了這場靜坐。
如果說「討論的機制」是協商「李明璁 BBS站裡」所號召、因不滿「國家機器象徵的警察沒收中華民國國旗」、支持台灣獨立、支持本土運動、參與社運的社團等多樣面貌的學生的必要手段，那麼學生的異質性，無疑地，在兩次組織的替換下，不只無法在幾乎是每天晚上九點開始的「班會」討論機制下被看見，被差異地對待，還成為人數不斷流失的肇因。
從11月 7日分為22個小組討論，選出決策小組，歷經成員「落跑」、重組、分工，撐起11月15日的大會師，到11月21日決定去留的投票對決（51對42票，決定留下），工作小組再度重組，到12月 7日遊行之後留下少數堅持的學生為止，直接民主的形式終究無法處理學生白天人數遞減（有時少到靜坐帳篷區一個人都沒有！），晚上才來開會的窘境。任何一位學生，不管來幾天，只要出現，都算成員，都有資格投票；而不管是行動計畫，或是訴求的擴充，小組的日常運作，都一五一十地從現場麥克風傳出去，也在網路上直播，
這大概是全世界僅有的創舉吧！
11月的期中考週，我曾試著進入靜坐帳棚裡，跟學生聊集遊法的意義，卻被一旁戴著口罩的學生阻止，說他們現在是「默聲靜坐」，不能講話，然後我看見幾個學生非常認真的Ｋ著書。我只好摸摸鼻子走了！
廣場並非沒有一些有運動參與經驗的學生在裡面進行小組討論，問題是，一來靜坐的學生來來去去，二來與組織分工的各小組成員形成一種既疏離又是權力關係的距離，他們難以發揮作用。
當這樣的組織關係難以把運動的訴求作更進一步的推展，而「班會」又無法凝聚運動方向時，學生的差異，難免被放大或是扭曲地誤解成運動立場的鬥爭。11月21日的投票，最具代表性。不管是決定撤離或是留下的一方，投完票之後，各自走掉二十多人，趕著捷運回家，只留下工作人員和少數睡在廣場的學生。在冗長討論、議事規則的限制下，雙方都無法清楚說服彼此，即便都稱是為了深化運動的訴求與方向而堅持進退，但運動訴求的深化，卻無法在廣場被討論、爭辯。而各種社會運動的面貌，僅能藉著活動的編排而被快速「瀏覽」。但除了週末和大集結當日外，這些社運議題活動所吸引的，僅僅是白天或是開「班會」前的少數學生，絕大多數的時段裡，小組成員不是不見了開會去（？），就是忙他們的日常工作，無暇進入帳棚跟與會的ＮＧＯ團體或是社運工作者討論。
11月12日中午，三鶯部落從立法院來到廣場。本來前一天與決策小組說好的座談，卻被糾察學生非常「官僚式」地阻擋，說他們沒有獲得「指示」，折騰一會兒，才讓部落代表簡單地跟學生聊他們的抗爭經過與訴求。我見當時帳棚中，除了幾個學生目光注視他們外，其餘的還是為了期中考試，低頭Ｋ著他們的書。當晚我看他們補做活動流程表，把這個「活動」寫成「三鶯部落到場致意」，頓時非常沮喪，不知是部分學生的無知還是自大，讓它荒唐到如此地步！
四
每天從家裡坐公車到輔大，從輔大到廣場，我習慣會觀察學生。一日在 802公車上，我見到兩名穿著時髦、看似研究生的男女，男生靠窗坐在我旁邊，從他的包包裡拿出一本ＬＶ目錄，從後頁往前仔細翻了翻，然後從我面前遞給走道一旁的女生要她好好看看：「裡面有些好東西」。接著，他從包裡拿出薩依德的《權力、政治與文化》一書，煞有其事地閱讀著。走進學校的路上，我想著，後殖民知識分子的反思著作與奢華的品牌消費，兩者都是時髦的消費？還是後現代個體化社會下可以並存，卻不產生矛盾的認同？
11月 9日當天廣場，麥克風傳來：「ＸＸ同學，你訂的麥當勞送來了！」靜坐第一個星期開始，熱情民眾的物資即源源不絕的送入廣場，但總有學生還是熱中麥當勞。對他人而言，這只是食物的選擇，但對於經歷過校園反教官、反刊物審稿制度、走入農民運動到反ＷＴＯ、並曾在晚上一群人去砸麥當勞的我輩來說，實在難以跟當下的反感景致「和解」。聽到麥克風的呼叫時，我僅能在朦朧細雨裡，裝模作樣對著學生微笑的喊著：「民眾送來那麼多好吃的東西，還要吃麥當勞垃圾食物！」
「裝模作樣」，是這幾年我面對學生時的必要武裝。我無法說服輔大的學生到中正廟，尤其是參與樂生保留運動的學生。我裝模作樣地告訴他們：「去看看，裡面有一些好玩的東西正在發生！」他們回答我：「台大學生搞的東西，不敢苟同。」他們終究沒有去，寧可在衛生署前被警察抬上警備車，寧可在12月 3日清晨，死守樂生療養院，被霹靂小組拖拉，載到海邊，他們當中，也不乏一些參與野草苺的台大同學。
我的「裝模作樣」，不是虛假，而是試圖貼近「草莓世代」，「跟他們搏鬥」（這是初到輔大心理系時，夏林清送我的話！）。我在廣場的日子裡，就是試圖尋找「搏鬥」的空間。但這企圖似乎難以有所作為，因為身為「野教授」，我們在11月15日之後，便很有默契地退居二線；再者，「老師與學生的張力拉扯下」，學生對於特定老師在這場靜坐中的角色的質疑或批判使然。
11月21日第一批決策小組被投票撤換後，廣場不同學生間所產生的不信任感，也讓學生們開始對於教師作為一個整體的身分產生猜想。雖然11月15日的會師，讓教師們以為是撤離而轉入校園的開始，但學生始終對於留或不留無法定案。11月24日晚上，部分比較積極到廣場的老師，決議在新的決策小組接手關卡，推我跟陳昭如到廣場跟學生說明。到了廣場，我察覺一些學生對於老師的動作有所警覺。當下一位學生問我：「老師是不是不再支持新的幹部，對我們放棄了？」，在他們的「班會」進行中，陳昭如報告了白天老師們以「台灣學界守護民主平台」的名義前往監察院陳情的情形後，我簡要地說明：「在同學的三點訴求下，教師以集體名義繼續支持學生，並且對於運動至今，校園裡的教官以及校方的打壓及秋後算帳，必定保護學生到底」。而後，司改會林峰正律師接著說明關於集遊法的立法努力，以及表達相挺支持學生。
看在學生眼裡，這當然是針對靜坐已達一定時日之後，廣場不同學生產生的對於進退不明、相互信任感的日漸薄弱，以及對於靜坐困境而提出的諸多議題設定的節骨眼裡，老師們的「阻擾」動作。但事實上，老師們與學生的互動，牽涉的是對於運動的節奏、觀點、目的與組織之間對應問題的不同看法。
五
老師之間的差異與集結的可能，如同我學生說的「台大學生搞的東西，不敢苟同」一樣，不是貼近的說法。當然，靜坐一開始，幾個被媒體點名，或是被學生「察覺」到的老師，都出於台大。但如同廣場的學生一樣，台大的學生，也不是鐵板一塊，他們和其他學校學生一樣，有著對於社會運動與政黨政治的關係的多樣立場。「台大學生」的標誌，指向著「自由主義」的政治立場而與「非台大學生」的左翼社會運動立場有所矛盾，並在「圍陳」事件尾巴導引出的靜坐訴求裡，被彰顯出來。這種看法，被視為一些有運動經驗的學生一開始不願意投入廣場的理由。
掌握政治情勢與開拓運動的契機，不能以意識型態的區隔為前導，而成為介入與否的唯一考量；接手政黨的政治議題，也不必然會朝向被政黨收編的命運。事實上，關於集遊法的廢除與修改的差異與迫切，歷經民進黨執政八年與國民黨重掌政權所反映出的兩黨政治之下，促使了自由主義與左翼在「基本公民人權」的社會基底裡，產生對話的可能。我認為這可能是這場靜坐引發的重要意義之一。
有不少老師表達「真希望樂青來主導這次野草莓運動！」，言下之意，當然是野草莓在廣場的作為令很多人難以理解，包括論述的薄弱、動員的弱化、運動節奏的失序、組織的僵化等等。而投入樂生運動、九五聯盟的青年，這幾年在社運領域裡的堅持，讓資產階級政黨的本質在兩黨輪替中顯露無遺。他們運動的活力與創意、思維與行動的積累，才是野草莓們必須參照的，而不是上上世代的野百合！
不管是以個人、或是集體的面貌出現，老師們自我看待以及被看待，都難以與「野百合世代」的幽靈切割。或許廣場學生心目中的學生運動只有「野百合」才可以比擬；或許是老師們的貼近方式，讓學生覺得是以學運經驗在「下指導棋」。若是前者，學生或許想像到的僅僅是1990年 3月學運的「規模」，而不是1980年代中期以來，投入校園議題、社會議題，日常性組織工作，校際串連，、思想的不斷撞擊與改造社會的理想圖像而產生的不同的學運團體。正是這些學運團體的投入，三月學運才可能被撐起，雖然它也是在政治情勢開拓出的空間裡出現的，雖然它的結果叫人失望。而老師們「下指導棋」的說法，牽涉幾個交織的因素。「當需要的時候，叫我們來，不需要的時候說我們介入過深」，幾位老師這麼抱怨。正因為這是一場集體面目不清的靜坐，使得學生們的個別差異無法被看到、討論、爭辯而形成一體的外貌，使得個別老師的意見諮詢成為個別學生的意見，一旦被納入集體的討論中，在這般「直接民主」的「班會」形式中，無法形成討論。再者，校園裡師生權力／知識關係被帶到廣場之中，一旦遇見關卡，無法前進時，這些權力／知識關係便複製成對於運動的壓迫關係。「教授們在結構上，相對是保守的」──范雲在一場座談會中表示。國內外的歷史上都顯示，的確，運動的拓展，經常是帶領著知識的，而學院的教師，是遠遠落後於社會運動以及學生運動視野的。但這不必然對應在每一場發生在街頭或是靜坐裡。其中既有關係的超越，是必須在鬥爭中完成的。學生們選擇持續性的靜坐，選擇在12月 7日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僅只一次地走出廣場，是要展現什麼？之中的論述令人摸不透。
這種關係超越的鬥爭，不必然非得「弒父」才得以完成，而先前的人在運動歷程中累積的局限與意識型態的保守性，也不必然會再度降臨在現在人的肩膀上。歷史的帳，不是這樣算的。要算，得要先共同承認，不同世代的經驗是不斷地立體般的呈現在當下的；自詡為批判的、激進的，可能是當下兩岸、藍綠政治局勢裡最為保守的；過去被批判為親綠陣營的，在現下也不必然就是綠色陣營的維護者。
「唯有靠把過去的幽靈鬼怪重塑肉身，才能牽引出未來的亡靈」──湯姆‧奈仁曾這樣說。不要只看過去「野百合世代」的幽靈，睜大眼睛看看「野百合」世代的人們，這20年來，他們還在和社會底層的人們共同打拼。參照他們的實踐，來看清藍綠政治，由此，我們才能找到超越藍綠的路徑。
知識分子看待學生運動的歷史定位，不必老是用一些因運動經驗而得以在政治場域裡逼近既得利益分子的例子，而全稱式地貶抑它。那些脫離學生身分之後依舊在社會運動、ＮＧＯ場域裡奮鬥、堅持的人，也應該被誠懇地看見。不然當人們說，1980年代的社會運動造就了台灣現今學院裡／國家機器中心的社會科學的掌權學術官僚時，我們何以區分依舊繼續就地戰鬥、貼近葛蘭西意義裡的「有機知識分子」，與批判犀利、實際卻受益於學術保護傘而無後顧之憂的「蛋頭」以及「批判的知識分子」的差別呢？
六
以我的觀察，廣場上從第一任領導班底被取代後，11月下旬到12月底，才開始有運動的活力展開。活動、空間的設計，各校學生自行在各組裡工作，試圖從「最大公約數走入最小公倍數」──從圍陳事件的公憤轉到靜坐的多元面貌嘗試。雖然11月中，大多數的學生已經知道，從訴求看，這將是一場失敗的運動，但重要的是，繼續留下參與的人在其中認識、相互見到彼此。
12月中下旬，在1207遊行後，廣場還持續著每天晚上的討論。一些從第一天就來的學生，依舊認為持續靜坐才是達成這場學運目的的唯一手段；而一些學生進行著與廣場公民們的貼近生命故事的交談。2009年元旦，支持公視的遊行裡，野草莓學生充當糾察，我看見他們臉上的神情，已大不相同，多了自信。
但我還是不能認同，學生們把募來的款項，用在一場「大遊行」幾乎所有的必要開支上，除了幾個大布條、行動小屋、雙塔等的製作，ＤＩＹ幾乎從這場運動中消失。幾百萬的結餘，成為他們之中「不同掛」的共同負擔，或是資源。我寧可看到他們把錢全捐給社運或是弱勢團體，重新在校園裡紮根，樸實地把廣場經驗帶回校園去反思、檢討與拓展組織，而不是把月租35,000元的「野苺之家」當作一個集體取暖的高檔地方。「一種不肯認清失敗現實，而僅停留在道德層次上的拒斥，或許對大眾有些許用處，但是因為它把知識分子引到一種低能的自滿，所以對知識分子而言是有毒的」，葛蘭西提醒著我們。
「人家搞了好多年的運動，踏踏實實的做，沒有什麼金錢的資源，依然可以做出成果，而憑什麼你們可以坐在廣場，身體動也不動，就募來了幾百萬！」我在一場座談會裡這樣說，現在我依然要重申一遍。
我以為把運動界定為因世代的差異而特殊化，或是同世代間議題的差異而忽略了自身的反思與局限，將是「野草莓學運」的悲哀。如果學生們自稱這是一場運動的話，我要說，沒有「野草莓世代」的獨特社會運動，運動就是運動，是一步一腳印的經歷積累與對社會結構、歷史的認識、是日常的溝通與組織拓展工作，而不是登高一呼，或是網路文宣式的自我標榜可以成就的。運動，是要正面衝突的，不是快閃，或個人主義的堅持，或是期待英雄的帶領。後現代主義是無法上街的，即便它上得了街，也在11月 7日大家決定要轉進中正廟的當下陣亡了。
（何東洪，輔大心理系助理教授，從事的研究包括國族主義與流行音樂聲響的關係，並介入社會運動與音樂的實踐，規劃獨立文化／運動刊物，著有"Taike and its Dis-content"等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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