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讀者，上星期我用淺顯易懂的方式，約略描繪了台灣大眾傳播媒體的生態演變，但細心的讀者也可以發現：媒體生態演變的過程，昔日的蔣家政權全力介入，但長達二十年的本土政權，並不曾有所作為，反而有一種「助紂為虐」的傾向，形同自掘墳墓，讓台灣人吃盡苦頭，也種下今天兵敗如山倒的苦果，眼睜睜看著馬政府將自己定位為中國特首，一步步在實現馬家化獨漸統的特殊家訓。
在過去，台灣有長達五十年的時間，是嚴厲推行反共政策的，隨著民主潮流的演化，李登輝大致以「特殊國與國關係」在經營兩岸政策，陳水扁則因有民進黨「台獨公投黨綱」的背景，兩岸政策也很少逸出李登輝時代所劃定的路線，復因國會始終居少數，也就只能蕭規曹隨。然而到了馬英九時代，這樣的路線卻有了重大的改變，統媒長達二十年衝撞台灣主體性「河堤」的力道，終於發揮一舉潰堤的驚人效果。我會特別提到這一段，最主要是在告訴大家：二十年來，阻止兩岸朝向統一、統合目標發展的，基本上是本土政權的意志力作用，並非一種穩固的價值觀形成；相反的，去衝撞這一道河堤的，則是有能力塑造價值觀的媒體霸權，而這一股強大力道，在李登輝時代就已存在，於今為烈。
長達二十年的李扁本土政權，未曾重視這一股力道（媒體生態），誠屬台灣人莫大遺憾。李登輝時代，在他打敗非主流，且非主流暫處於真空時期，難免擁有若干「強人」假象，因此未曾體會媒體生態之為害。到了陳水扁時代，則因第二任總統時期，其執政心思已走火入魔，金錢醜聞纏身，更無可能關注媒體生態的惡化。我相信李扁都是民主主義的信徒，很自然會有不干涉媒體的民主作風，我也認同這種民主素養。但話說回來，我們的媒體生態本就是蔣家外來政權所遺留的產物，昔日拜威權控制媒體，特許行業坐擁超級利益之賜，這樣的變形蟲生態，難道不應加以打破改變？那麼，有什麼方法，既可以保有民主素養，又可以促進媒體生態的改善？我認為方法非常簡單，就是李扁必須運用他們的執政能量，向重要的本土企業家曉以大義，鼓勵他們投入媒體經營。這樣的見解，我曾不斷向當時的當權者建言，可惜都沒能獲得共鳴。
但我也不願坐以待斃，因此創辦「新台灣」身體力行。坦白說，如果我只是單純為自己找個工作，我可以有其他選擇，但媒體生態的變革，又將何以訴求？如同我在上星期文章所說的，台灣從六十年前發生二二八事件，文化菁英遭遇空前刼難之後，就有嚴重的文化中空期。六十年來，台灣人多數被夾縫中求生存的生活哲學所束縛，已不具有文化熱情與使命感，通常只在「賺錢」與精打細算的泥沼中掙扎打轉。因此，期待有錢的本土企業家因文化使命感投資辦媒體，有其困難，但若由執政者曉以大義，則情況將有所不同，因為這些企業家很精明，通常視文化人微言小義，但對政治家則不然。試舉一例，倘若扁家在第二任總統一開始，就運用執政能量，去說服那些大企業投入媒體經營，而不是吸金納入私庫，這台灣前途將有何等不同？一方面媒體生態將在良性循環下創造空前的文藝復興氣象，另一方面由於你扁家並不為私利謀求，也更贏得尊敬，而不會如同後來醜聞流言四竄，被看不起吧？
台灣人有錢的企業家比比皆是，但在經營媒體的熱情，和統派族群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我認識的大企業家，並非個個小氣，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地方，就是對宗教捐輸慷慨激昂，但談到媒體投資就恍如隔世，這一點若能由本土派總統出面說服，應可改觀。有一位非常成功的企業家，他很投入政治改革及本土化運動，人生不為己謀，是少見的使命感企業家；而就在他一年多前去世前，他把好幾億計的大筆財產捐給一個宗教團體──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媒體生態要期待自然演變，有多困難，乃可想而知。用台灣人精打細算的賺錢哲學來看待媒體生態的演化，我們就不可能有任何希望。舉例來說，我們現在幸而有一家本土大報（市佔率約為三分之一），但這一家媒體的崛起，也和文化熱情或使命感無關，實乃李登輝時代，報老闆受到中國時報岐視，長達數月醜化他為可笑的「金牛」，使他在「討面子回來」較勁的意志驅使下，才痛下決心擴大投資的，是台灣版的「基度山恩仇記」。在此之前，這一家報紙的規模始終不上不下，若要用什麼文化使命感去遊說報老闆大筆投資，簡直就是幼稚的想法。換言之，投資文化事業，多少要有一種「意氣用事」或「發瘋」精神，光靠精打細算，是成就不了大業的。
好了，現在我要來談談為什麼媒體與台灣前途有那麼大的關連。從經濟學的理論來看，一個政權的形成，它最大的功能是在進行資源（資產）的重分配。而台灣在歷經國民黨長期統治之後，資源分配的體系（系統）已相當固定化。這裡所稱的分配體系，用現代化的商業用語，也就是一般所習稱的「通路」。易言之，資源分配的通路已定型。而這個「通路」又可分為文官體系、地方基層組織，更重要的，隨著現代化，還要加上媒體，這個很少被本土派政治家所注意到的通路。李登輝執政時代，由於他就是國民黨主席，文官體系及地方組織較能掌握，雖有媒體通路的薄弱，基本上不致於有太多危及政權的困難。但到了陳水扁時代，情勢丕變，資源分配體系就卡在那裡，並不曾有所變革。而我先前說過，媒體是形塑價值觀的重要機器，如果它靜止不變，其他通路也不可能移動。從「通路論」的角度來看待去年的總統大選，我們也比較能明白，為什麼馬英九可以贏那麼多票──除了扁家醜聞的催化因素外，通路能夠藉此發揮作用，正是加乘效果的極致展現。
許多台灣人至今仍會覺得不甘與太多弔詭之處：為什麼我們拼總統直接民選，拼了許多年，但到最後，獲利的卻是當年反對總統民選的馬英九？為什麼我們拼台灣獨立，拼了老半天，獲利最多的卻是那些踐踏台灣主體利益的統派族群？原來這就是資源分配通路的問題，強者愈強，通路弱勢者，不管你產品多好，終究無法獲得相對等利益。而從通路學來看，民進堂和國民黨相比，就有點像一般雜貨商和統一超商相比，其規模和獲利機會，簡直差太多。陳水扁時代本來有機會去打破這種通路的壟斷，可惜他的視野太狹窄，也太自私，終於使我們錯失良機。就媒體生態而言，自由時報市占率約三分之一，其他可歸類為統媒的大報，市占率為三分之二，電子媒體更不用說了，本土派因此常處於事倍功半的困境。然而我們還是應該鼓勵與寄望有錢的本土企業家，拿出一些「發瘋」的精神，勇敢投入媒體經營，否則台灣人將被困在「永遠的今天」，再多的金錢或有形財產，也無法換取永續的安全感。
而基於上述通路的壟斷，馬英九政府當然是游刃有餘，不管他的執政成績有多難看，他也不必擔心有人會威脅他的資源分配權。馬政府成立一週年，花費很多精神在美化政績，但事實勝於雄辯，每年這個時候洛桑管理學院都會發佈世界各國的競爭力排名，台灣今年從第十三名大幅跌落至第二十三名，甚至落於中國之後，先不談主權危機，光是這一項「政績」，已令台灣難堪。之前馬政府透過國營金控公司找來目前當紅的，諾貝爾桂冠經濟學家克魯曼，敲鑼打鼓大拜拜，但克魯曼並不想為他的急速親中政策背書，反而說：「愈多的創新，經濟復甦會愈快」。試想，中國是全世界最感頭疼的仿冒大國，馬英九猛抱中國大腿，這和追求「創新」不是背道而馳嗎？台灣本來有很可貴的民間生命力與活力，這也是在國家競爭力始終有很好的排名主因，但經過馬政府這一年的折騰，競爭力快速跌落至此，也真的令人怵目驚心。
然而馬政府依舊可以很傲慢，這就是一種完全壟斷資源分配通路者，會流於獨裁的必然現象。我看到衛生署長葉金川去參加世界衛生組織的年會，只因有個台灣女留學生提醒他要有主權國家立場，他竟然可以中邪似發飆起來；一個外表看似溫和的醫生背景官員，竟然也會端出這種沙祖康式嘴臉，更可見這些台籍官員的狐假虎威與仗勢欺人心態。當葉金川向那個女留學生嗆聲，要她「講台語」時，我們雖不知他這種無厘頭式嗆聲是什麼用意，（女留學生也就講了台語）但倒是很想問他：「閣下回台灣後，敢叫馬英九或劉兆玄講台語嗎？」總之，他的頂頭上司個個是「不講台語」，也不會「講台語」的，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馬政府內，不自覺的自卑感作祟？而他在隨後的記者會中，又自抬身價說當年的SARS期間，他是用生命在愛台灣，這又是很莫名其妙的牽拖。當年SARS之所以引爆成全國災難式大危機，主因就是馬英九主政的台北市，不願跟中央配合抗煞，傲慢無能，發生了市立醫院那個大破洞，使全國防煞體系一夕間瓦解，才闖出大禍的。這種馬政府丟臉的大事，怎還好意思拿出來表功?葉金川因為當時的北市衛生局長，受不了輿論壓力而下台，他去接手，他就要竊佔抗煞英雄名號，這也太沽名釣譽了。人家說物以類聚，這個貌似良善的醫生，如今會這般凶神惡煞模樣，顯然是其來有自。
不管如何，政權的傲慢，總是因為背後有媒體化粧師在撐腰。從媒體的通路學來看，馬英九雖暫時壟斷了資訊通路，但只要台灣人有所警覺，依照市場理論，這樣的困境與險境仍是可以克服的。台灣人太多作生意、精打細算的性格，這一點若能稍加改變，文化事業也就能添加不少生力軍。但願未來的媒體生態，能在我們這一代就有所變革，而不必讓我們的下一代，活在中國附庸的陰影裡。下次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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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一系列文章的其中一篇,
會轉錄本文,實出於無比之痛心無奈,
同時卻又期望能有更多同胞在認識到這些
歷史事實以及思考的解放與超越後,
能夠走出無奈與無力,
在各自領域為台灣-這塊自己歌哭於斯的國家奮鬥,
文化是樹人之功,需窮一代之力而或可得,
我們這一代青年有幸得窺堂奧,若然不趁時而啟,
有所建樹啟發,突然負於歷史,負於國家,負於社會,負於同胞,
負於自己,更甚者,負於下一代,此豈吾人所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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