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讀者，上星期我以「敬愛的前輩」為題，提到李登輝、彭明敏、黃昭堂這三個長輩，是台灣人可貴的菁英典型，在他們那個世代，承受著舉世獨有的人生經驗。一方面他們受過知識菁英的教育與訓練，卻與接下來那個世代的知識接收截然不同，價值觀被攔腰截斷；另一方面他們的同輩或長輩菁英備受國民黨外來政權迫害，被消滅殆盡，他們一生與這個攔路虎週旋或對抗，就成為那個世代少數存活的「種子菁英」。
這些我所敬愛的前輩，他們的人生應該有著難以言喻的「時代的孤獨」，人生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其實都是被迫隱形的。李登輝縱使曾貴為總統，也曾嘗試要將那一代的隱形身分顯性化，但以一人之力，實在難以對抗文化霸權的圍堵，其內心的孤獨感，乃可想而知。我曾觀察到一個現象：一九九三年十一月，李登輝總統接受中國時報採訪，他談「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而一九九四年四月，他在日本朝日新聞附屬週刊，接受日本名作家司馬遼太郎訪談，則有「生為台灣人之悲哀」的敘述。這些談話在我看來，都只是在對他們那個世代的人生經驗，發出卑微的感嘆而已，在當時卻引發軒然大波，不僅在台灣的中國人暴跳如雷，統媒群起圍剿，很多台灣人其實也是冷漠以對，或責怪李登輝「言多必失，自找麻煩」。因此，接下來李登輝就很少再去觸及這個話題，而只專注於政治民主路線的推進。
但我認為李登輝內心仍有著濃濃的孤獨感。有幾次我和這個老人聊天時，聊到一半，他總會淡淡地說：「啊，可惜你不懂日文」，這讓我更感染到他們那個世代的孤獨。我在文化界也有長達四十年的資歷，這一路觀察下來，前半段的台灣，是以來台中國人懷鄉文化為主流，其中多數是憑空捏造的文化想像，很少與占絕對多數的台灣人有所感情連結；而後半段的台灣，則幾乎是實驗室所孕育出來的「新品種」天下，偶而有什麼眷村文學，會很快成為熱門話題，多數台灣人的真實感情連結，仍是脆弱得可憐。簡單的說，由於缺乏對李彭黃他們那個世代的歷史與感情連結，台灣人的真實面貌基本上是隱性的，社會的主流文化則呈現一種飄浮感，是一個弱視者所看到的虛無社會。電影「海角七號」只不過輕輕碰觸到台灣人歷史感情的符碼，就能引起社會共鳴，終而創造賣座奇蹟，其原因正是替「弱視的社會」，悄悄戴上一副增加視力的眼鏡，就引爆感情堤防了。
我們社會的運作機制，對於台灣人老一輩的記憶斷層，有很大一部分當然是主流媒體造成的。這裡面所牽涉到的，顯然是統媒的族群意識強烈，加上本土媒體的貧血蒼白，相互交織而成。台灣人在這一方面的努力，顯然有待加強。我在這裡講一個故事，以便讓大家能明白某種荒謬現象：一九九六年李登輝當選第一次直接民選總統後，有感於媒體普遍不了解台灣社會的真實面貌，而存在一種「台北看天下」的陋習，就創造了一個「總統帶媒體總編輯下鄉」的年度之旅；有一年這個總編輯考察團來到南部某地，李登輝在聊天中，可能是提到社會的垂直運轉機制，「有如GEAR（齒輪）在動」──要知道，在台灣人的那個世代，常使用日語的外來語在銜接表達，這樣的說法（GEAR），乃極為平常。然而隔天各報的報導，卻是不約而同，一致寫成莫名其妙的「好像椅子搬來搬去」。李登輝說「GEAR」，但所有報紙記者卻都以為他在講台語「椅子」，雖然可笑，卻也顯示一種世代未被深刻感受與理解的哀愁。
而那個世代的孤獨或悲哀，也正是我們社會的集體失落。去年十一月，日本一位報導文學作家平野久美子，出版了一本「多桑的櫻花」，為了寫這一本書，她來台灣採訪了那個世代的老人，也做了一份問卷調查。她說採訪告一段落時，有一位「多桑」寄給她一封信，以規規矩矩的筆跡在信箋上寫著日文，文末說：「妳辛苦地訪問過各種多桑，但我想妳未能窺探到他們內心深處的全部。過去曾是日本人，而今仍屬親日派的人們，有著不可言喻又複雜的悲哀。」不管如何，這個日本女作家總算替台灣人做了一個開頭，但這樣的工作，如果是台灣人自己來做，不是更為貼近與恰當，也更能達到詮釋效果嗎？然而從台灣的媒體生態與結構來看，這樣的想法又似乎有點一廂情願。
統派媒體骨子裡就是排斥那個世代的台灣人，當然不可能去進行什麼感情連結，香港來的媒體對待台灣市場，則有如一個販毒集團在進行消費價值觀的扭曲與搜刮，也不可能有那樣的心思；至於占少數的本土媒體，我認為他們已有一種寡占的優勢，在市場分佈上雖是少數，卻很穩定，這樣的使命感也很難產生。總之，我認為多桑的寂寞，實在不容易化解，除非台灣人能拿出超越極限的決心。理論上政治領導人是可以帶動這種歷史拼圖的完成風潮的，但在李登輝嘗試之後，陳水扁時代對於歷史傳承或歷史拼圖的感受，則很淡然。我們都知道阿扁在當總統時，曾公然與李登輝決裂，坦白說，當時李登輝也沒什麼政治實力，有的也只是一種台灣人的感情連結而已，這樣的翻臉決裂，就顯示粗魯無文的自我否定。我們如果不健忘的話，他那時就是很流氓氣的說：「我又不是你兒子」，這樣的亂沒修養。至於阿扁與彭明敏的關係，我知道在任命彭為資政後，兩者的關係不錯，彭在二○○七年民進黨的總統初選，也如扁所願，公開出來挺扁中意的人選（即謝的競爭對手）。我並不是在翻舊帳，主要是想指出這樣的關係乃政治內鬥的格局，並非我想觸及的那種世代感情連結。
讀者可能記得公元二千年阿扁上任總統前，我曾提醒扁要任命彭為資政，一方面彭是第一個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的前輩，特有象徵意義，另一方面，我認為扁對上個世代的感情連結，顯得薄弱，就期待能有一個良善的開頭──這些都和政治利用無關，是屬於一種對歷史拼圖的想像。我會特別去向扁提到彭明敏，也有另一個原因：一九九六年彭參選總統時，扁是民進黨最有實力與影響力的政治明星，時任台北市長，有一天記者去問扁對彭參選的看法，扁脫口而出「（他想當總統）阿婆仔生子啦」！阿扁當然不是要幫李登輝這個參選人，因為他一直以挑戰李權威在營造某種政治明星地位，我想他只是一種修養上的無藥可救缺陷，才會如此對待自己的同黨同志。有了這個經驗，我當然會擔心扁的眼中根本沒有彭這個人（事實上在當選總統之前，扁和獨派菁英之間，關係相當淡）。扁對彭「阿婆仔生子說」，以及對李「我又不是你兒子說」，其脈絡是一致的，就是毫無歷史感情拼圖的啟動元素，這當然也影響到整個本土派的文化動力。而至於扁與黃昭堂的關係，雖然也禮遇黃當了國策顧問，但想一想，扁又去任命一個讓真正的獨派笑破肚皮，是空心卻號稱是「獨派大老」的傢伙當資政，反而把黃比了下去，也未免太傷感情了（這傢伙怎麼跟黃相比，玻璃珠如何和讚石比？）。總之，這裡面大概也無關什麼歷史感情拼圖的。
因此，「多桑」的哀愁，早就可以想見。如果再加上最近馬英九不小心露出馬腳，大談什麼「識正書簡」，那多桑們大概更要痛徹肺腑了。這幾天有一則新聞也令我啼笑皆非：據說在不久前，曾有一場李宋會，媒體說「一笑泯恩愁」，我可以認同，但有一家本土媒體，則解讀為「反馬勢力」有集結跡象，就令我茫然許久。按照媒體的想像，在李登輝的串連之下，國會親宋勢力加上親李勢力，再加民進黨奧援，竟可以超過半數，而達成制衡馬英九的願望。這簡直就是小孩子在對聖誕老公公的祈求囈語，試想，李登輝已經快九十歲了，他的台聯黨在國會也早被阿扁消滅，所謂親李的國民黨本土派，則根本是馬英九的附庸而已（以王金平為例），也早是歷史名詞，現在何必拿來自我消遣？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並不是一個阿Q式想像，就可以輕易平反或超越的。
我比較在意的，反倒是本土派媒體，常情不自禁去主導綠營的內鬥──試問，綠營現在已幾近「一無所有」了，到底還要爭什麼？於是就有人發現還有個民進黨主席可以爭，據說台南市長許添財已表態將是第一個義勇軍。我不知道這是什麼道理，因為蔡英文的主席任期還在那裡，可能是她的領導方式太文弱書生樣，就引發不耐與不滿了。我觀察到她多次對扁的司法人權，表示關切，但仍有挺扁派指控她「不聞不問」。總之，我認為本土派有一種情不自禁，總要內鬥一下的性格，縱使是無用、徒然的內鬥（因為已經一貧如洗了，還能爭什麼），也要來那麼一下。社會觀感會如何，也就不難想像。而既然在這一方面比較拿手，我在談的什麼歷史感情拼圖，就顯得很不識趣矣。台灣尚處於民主的幼兒期，在歷史感情拼圖上，叫一聲「多桑」的貼心與細膩操作，其實遠比去喊破喉嚨，光抗議ECFA、抗議北縣延選、抗議扁司法人權遭踐踏，來得有加乘效果──這乃是我累積二十多年政治觀察的心得總結。然而以本土媒體的寡占生態，所衍生的淺碟子思考或寡占傲慢，就很難去進行自我陣營的修正。我還可以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不是有挺扁派在大叫要聲援扁的司法人權嗎？那麼這一年來，台灣曾出現最強而有力的聲援新聞，其實就出現在馬英九哈佛大學老師孔傑榮身上！孔傑榮一直在注意台灣的司法品質，他常有很富正義感的文章發表，最近更講了一個很震撼的事實，說他看不下去台灣司法在政治凌遲阿扁，卻很奇怪台灣的法學界為何麻木不仁、緘默以對？經他深入接觸了解，才發現這些代表法學教育與司法良心的菁英，竟集體受到統媒的強大惡霸聲音所恫嚇而不敢出聲，同時大家也不想得罪當今馬政府，想為將來的榮華富貴留一條好路；就這樣，所謂的司法良知就集體噤聲了！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民主反挫，孔傑榮因而嘆息不已。
試問，這一條新聞多麼具有可看性與社會教育價值！但號稱最挺扁的本土報為何沒有在頭版頭條轟轟烈烈報導？──答案很簡單，孔傑榮是在統派的中國時報報屁股發表這篇專欄文章的。這真是弔詭的現象不是嗎？統派大報由於有隱藏一位台派良心主編（這個人我認識），就推出孔傑榮這麼有水準的專欄作家；但我們的唯一本土報，則因為寡占傲慢，卻把一個專搞台派內鬥的夫妻檔不入流投書者，當成「專欄作家」，令我們這些寫二十年專欄文章的，感到大大的貶值。兩相比較，我們怎麼能不自我警惕？下次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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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的歷史文化斷層是國家族群的文化自信心建立最大的課題，
吾人應當嚴肅的面對此課題，方為治本之議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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