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讀者，上星期談到「自我修持的必要」，我舉了幾個例子來印證我的觀察，最主要的用意是把若干本土派較少注意到的「死角」，呈現出來以供我們共同注意改進。簡單的說，我認為從基本的文明價值來判斷，本土派遠比親中的統派來得有前途，我們必須善用這個優勢，趁這一段本土政權的「休耕」時日，養精蓄銳。至於如何養精蓄銳？我認為本土派精英及所剩不多的本土派媒體，有必要改掉目前的壞習慣──那就是過多的立場表達，但太少的知識傳遞。立場表達和知識傳遞，應取得平衡點，否則社會將漸感到厭煩與面目可憎，並無法有效累積再起的能量。
立場宣示當然有其必要，但我們總不能以為光靠一塊台獨招牌，就能吸引顧客上門，而不必在乎產品的內涵與價值。過去陳水扁在大聲喊台獨的時候，通常就是他準備進行內部鬥爭，或有意轉移外界對扁家宮廷醜聞注意焦點的時候，這樣的經驗，令我對那種肚子裡沒貨，但口號喊得特別大聲的行為，感到戒慎恐懼。相對的，李登輝說他從來沒有講過台獨，但他在主政時期創造了民主價值、鋪設了台灣民主路線，也在卸任後的關鍵時刻，出面發起了百萬人牽手護台灣運動，凡此種種，其實就是嚴肅參與了本土的台獨運動。同樣的道理，我認為在戒嚴時期，民進黨創黨時扮演重要角色的謝長廷，隨後標舉「台灣命運共同體」，並在陳水扁、新潮流排擠下，遠赴高雄開疆闢土，並創造「南方奇蹟」、留下令人懷念的高品質政績，這也是台獨運動的良好典範。我不會如同某些「嘴巴派」，不但不去關注這些菁英所做的貢獻，反而到處散佈謠言，誣指李登輝或謝長廷是「統派」。本土派至今仍有若干人，打著挺扁「本土社團」旗幟，在內部煽風點火，指控同志「不夠台獨」、「不敢喊台獨」或「國民黨同路人」云云，都令我覺得好笑和毛骨悚然。
我想起一段李登輝和謝長廷的小故事。大約是二○○一年時，李登輝剛從卸任總統的歸隱狀態走出，投入協助本土紮根與深化運動未久，綠營支持者大為振奮，獨派也紛紛與他交好。有一天我與李老先生在翠山莊聊天時，聽他言談中似乎對謝長廷頗不以為然，我就說老先生是政治圈的老江湖了，怎麼會被一些小道消息，及內部中傷人的話語所影響？謝長廷當時是高雄市長兼民進黨主席，有些人常跑去李登輝那裡講謝的台獨立場有問題，多少影響了李的判斷，我說您在當總統時，會一天到晚把台獨掛在嘴邊嗎？恐怕擁有一些權力能量時，還是默默的去做，留下政治軌跡比較讓人看得起吧？老先生聽我這樣說，沈默了幾秒鐘，忽然笑開來，右手用力拍了一下茶几，說：「好好好，那就看你的面子，你帶他來認識一下，大家聊一聊」，果決的態度，不愧是見過大風大浪的政治家。李登輝決定和謝長廷打交道，當然不是看我的「面子」，通常那只是一個台灣人長者慣常講話的口氣，用以顯示態度的轉折而已。
李登輝有長達十二年的執政經驗，是台灣人寶貴的共同資產，謝長廷也樂意和他接觸。過幾天我陪謝造訪翠山莊，見面時我看李根本也沒提之前對謝的那些「質疑」，就圍繞在很有建設性、知識性與深度的種種話題，兩人又有共同的受過日本教育經驗（京都大學），言談間時常擦出火花，實令人激賞。這樣的場景，實在是台灣人菁英的美好畫面，可惜當時是陳水扁當權時代，雞腸鳥肚的阿扁又很忌諱人家與李交往，這樣的場面也就只能低調進行，而無法為台灣人留下太多知識火花的見證。不管如何，李登輝很輕易的就超越了關於「口號台獨」的糾纏，但有些較缺乏素養的人，恐怕就會掉進內耗的漩渦。
有了立場表達，我們更應該重視知識的傳遞。這一點我一直希望本土派媒體能扮演更吃重的角色，過去「新台灣周刊」曾嘗試在這方面多做一些，可惜資源有限，總是無法發揮到淋漓盡致。我認為僅存的本土派媒體，既擁有較充沛的人力、物力，在這方面應可以做得更好。而有關於知識的傳遞，我認為觀察敏銳和價值設定同樣重要，否則就容易淪為泛泛之談，徒增若干「垃圾知識」而已。「新台灣」有一個專欄作家洪志鵬，他寫過一本書「最後的江湖道義」，有一陣子我逢人就鄭重推薦。洪先生是一個中生代電腦科技專家，在全球頂尖的科技公司任高級主管，但他不像某些科技「買辦」，總是大肆吹噓電腦的無所不能，他反而在書中提醒大家，「電腦其實是最愚蠢的東西」，他認為生命中很多珍貴的元素，不能在盲目的電腦狂熱中淪喪；「在逃不掉的資訊革命狂潮中，總有些古老的價值應該被留下來，那是最後的江湖道義」。
這樣的觀點既銳利又有信仰價值，我看了非常欣賞，但更令我驚訝的，是他的文章透過網路傳播，曾創下最高點閱率。那意思是說，年輕世代懂得欣賞這樣的知識傳遞，也相當有福氣接收這樣的知識，我們因此更應該對年輕世代刮目相看，而不要存有一種老大心態。我記得洪先生還有一篇文章，是寫給剛要踏出校門的社會新鮮人看的，他提醒這些新鮮人，在往後的歲月，他們會發現許多過去在課堂中來不及學習的人生經驗，譬如以前在學校功課或才氣並不怎麼樣的人，有一天你發現竟然成為你的上司了。這沒什麼好奇怪的，人生除了師長都會教你的「努力奮鬥」以外，其實最重要的還是他們都不願意告訴你的「運氣」。洪先生當然不是在潑這些新鮮人冷水，而是以此來提醒年輕人及早建立生命價值觀，避免被怨天尤人的魔咒纏身。我會特別注意這些故事，因為我很想知道現在的年輕人在想什麼？他們在這個時代的迷惘又是什麼？而最近我更想知道，我們社會受到陳水扁醜聞的衝擊後，這些年輕人又會產生什麼心理矛盾？我們又應該怎麼做，才能彌補這些時代交錯所造成的傷害，使他們不致認為天下烏鴉一般黑？
不管如何，我認為我們沒能為下一代留下可貴的典範，將是一件不可饒恕的罪惡。這也是我一直對老台獨陳唐山，堅持再選台南縣長表示不以為然的原因──他到底試圖從內部對立參選中，傳達什麼價值或典範？從「鼓勵年輕世代」的角度來看，我覺得李登輝的風格很值得學習。我記得在那一次李謝首次會談中，李登輝一開頭就稱讚謝長廷，他說一九九○年他召開民主史上重要的「國是會議」時（這個會議乃因應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而來，為期六天），曾多次到會場巡視旁聽，他發現各小組會議中，謝長廷所主持的最有智慧與建樹。李登輝慣於對來訪者的背景事先充分研析，再加以有料讚賞，而非空洞的虛偽稱讚，這一點和陳水扁只在群眾造勢場合，猛拉聲調稱人「我們第一名的某某」、「我最最欽佩的某某」，每個人是「第一名」、都是他「最」敬愛的，這種言不由衷、明顯作秀式風格，有很大的不同。我也注意到李登輝猛拉著一個陪同謝長廷的年輕世代幕僚，在詢問關於年輕人流行的話題，對於相差近六十歲的話題，他仍不吝於表示興致與稱讚，也可見老人家異於常人的求知慾望。總之，這使我想起「稱讚的藝術」。
稱讚的藝術是我以前講過的故事：日本有植物學家做過一項實驗，兩盆相同的盆栽，每天對著A盆稱讚講好話，但對著B盆拼命咒罵嫌棄，隔不久，但見A盆生長茂盛挺拔，但B盆卻日漸萎枯……。連植物都有這種生態反應了，遑論人？我所接觸到的阿扁，其人生大抵是以咒罵自己同志為樂，到最後所有詛咒都迴向自我了，實在很值得我們警惕。我聽說陳水扁當總統時，因自己的國務機要費被調查有很多漏洞，特偵組再追查綠營其他要職發現也有踩到陷阱時，竟然是「深幸有伴」的；但後來知道謝長廷的部分，在用放大鏡百般檢驗後，竟是清白過關，就面露不悅之色了。陳水扁當了八年國 家元首，既然未能留下什麼典範，我們大概也只能「禮失求諸野」了，只能往其他領域去尋求生命力的可貴展現。
上星期我看了一連四天在台北舉行的世界女子花式撞球賽，幾乎世界各國的撞球好手都出現了，比賽過程很精彩，是屬於一種大滿貫式的考驗。台灣二十三歲的年輕好手周婕妤，最後打敗愛爾蘭四十歲名將凱倫，奪得冠軍。我發現台灣年輕世代的球技與臨場穩定度（有電視轉播的特殊現場），並不輸經驗豐富的世界老將，而在這麼盛大的賽事中，冠軍獎金也不過二萬美元，與網球或高爾夫球世界級比賽中，動輒數十萬美元相較，實在寒酸許多(別忘了最近才發生台灣撞球神童吳珈慶，因生活難以糊口而被新加坡挖角的尷尬事件)，但這反而更讓我欽佩這些好手球員的運動精神，內心頻為她們喝采。我也注意到台灣球員的某些自我激勵心路歷程，譬如奪冠的年輕人，在賽前一個月就先辭掉球場教練工作，專注練習準備; 而另一位好手張舒涵，她連續四年都只能拿到第九名，被稱為「九魔咒」，她就立志要在這一屆調整心理狀態，加以超越，結果拿到了第三名。我看她的自我超越方法也很有趣，她說以前會刻意打扮(她是美女型，常接代言角色)，這次就隨和樸素，反而能將心思放在比賽，果然在分組賽中，甚至打敗了最有名望的前世界球后費雪。她也說助她走過低潮期，是一本勵志書籍，因為書上說:「人生有40%的憂慮是多餘的，因為根本還沒發生，而有30%的擔心已經是過去，無法改變，12%則是一些璝碎的事，人真正要擔憂的只有4%」，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根據，但能夠幫助我們的年輕人走過迷惘歲月的動力，我都覺得很有意思。
類似這種勵志書籍，幾十年來內容其實就是那樣，但年輕人都喜歡看，也是出版社保証不會賠錢的書類。一九七○年代我就曾應出版社之邀，大量翻譯了類似的書，然而這和我所說的「知識的傳遞」，仍有境界的不同。我比較希望在社會的變遷中，掌握到生命力的動能，以供大家走出困境，媒體就必須扮演吃重的角色，不能只是在固定的軌道中，永遠打轉繞圈圈。譬如說最近「自由之家」評定台灣的新聞自由度大倒退，我就認為那是台灣民主大失衡後的必然結果，等於是行政、立法、司法、媒體，四權的大淪喪。但「自由之家」說陳水扁時代，台灣的新聞自由度「亞洲第一」，竟然也超過民主大國日本，我就覺得是對新聞自由的一種誤解或錯覺。在阿扁時代，統媒非理性肆虐，可以任意指揮司法辦案，或昔日「逢李必反，逢扁必反」，這都不是真正的新聞自由，而是一種民主失控的病態。我們的新聞自由，共有兩大難關：首先是統媒從戒嚴時代就霸佔卡位的地盤，未曾有所改善，而統媒又是舉世獨有的反本土大怪獸；其次是中國因素的介入，利用其政經影響力，有效抑制了台灣企業對本土派媒體的良性循環互動。前者是李扁都有責任，但阿扁時代使得本土派媒體更難生存也是事實; 後者我以自身經驗來說，「新台灣」在後半時期，多數大企業的訂閱及廣告幾乎全部撤退，原因是他們要去中國設點經營，已被中國盯上，再不能與「新台灣」有互動關係。在這種困難的環境中，說台灣的新聞自由度是亞洲第一，實在並不恰當。
不管如何，我們並不能因為這些困難，就放棄我們對於未來的努力──對於下一代，我們將留下什麼典範？這才是我們應該思考的，下次再談。
本文引自新台灣週刊老包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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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一系列文章的其中一篇,
會轉錄本文,實出於無比之痛心無奈,
同時卻又期望能有更多同胞在認識到這些
歷史事實以及思考的解放與超越後,
能夠走出無奈與無力,
在各自領域為台灣-這塊自己歌哭於斯的國家奮鬥,
文化是樹人之功,需窮一代之力而或可得,
我們這一代青年有幸得窺堂奧,若然不趁時而啟,
有所建樹啟發,突然負於歷史,負於國家,負於社會,負於同胞,
負於自己,更甚者,負於下一代,此豈吾人所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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